入圍柏林影展的紀錄片《日常對話》，主角是導演黃惠偵與她的同志母親，呈現的不僅僅是目前在台灣熱議的婚姻平權、同志問題，還有最平凡的家庭、母女關係。攝影機改變了黃惠偵的人生，而黃惠偵也用紀錄片帶來新的改變。
二○一六年十一月五日傍晚，台北的新光影城有一部特別的紀錄片世界首映，內容是導演黃惠偵與她的中年同志母親。影片搭配著觀眾席間不斷傳來的抽泣聲，放映結束後，掌聲更持續了很長很久，「謝謝我的媽媽今天拋棄出去玩的時間，被關在戲院兩個小時看這部片……」黃惠偵頑皮地笑了，這一天，對她們母女來說是個重要的日子。
自己的媽媽「不一樣」
這部名為《日常對話》的紀錄片，不但入圍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佳剪輯，後來還獲得觀眾票選獎，更入圍了二○一七年的柏林影展，將在今年上半年上映。
《日常對話》的前身，是一部名為《我和我的Ｔ媽媽》的三十分鐘紀錄片。被喚作「阿女」的黃媽媽，二十二歲在父母安排下結婚，先生會賭博、家暴，讓她後來帶著一對女兒逃家。比起生活的艱辛、難言的過往，同志對阿女來說反而是最坦然的身分。
黃惠偵從小發現自己的媽媽「不一樣」，最早是從課本開始。課本中「我的家庭」寫著爸爸出去工作、媽媽在家裡打掃，圖片繪製著身穿洋裝、看起來溫柔婉約的母親形象，「我去同學家玩，看到別人的媽媽跟課本裡一模一樣，才隱約覺得我媽不太一樣。」黃惠偵笑說。
但當時僅覺得「不一樣」，直到十一歲那年，「有兩個阿伯在我旁邊聊天，說我媽媽是女同志，喜歡女生，這樣不正常，是變態。」黃惠偵說，「長輩都覺得小孩是笨蛋，聽不懂。但語言的力量很可怕啊！一句話，輕飄飄的看不到，卻影響你一輩子。這句話在我心中種下一個懷疑的種子，不斷去想，我媽媽到底是不是不正常。」
「當時在台灣能找到跟同志有關的書籍、報導，都說同性戀是精神疾病、心理疾病，新聞上的同性戀不是情殺就是開毒趴，看到的全是不好的東西。」黃惠偵說，對一個十一歲的小孩來說，報紙上寫的、能夠出書的人都代表某種權威，再加上多數人的媽媽都跟自己的媽媽不一樣，「我有很長一段時間很矛盾。」
直到一九九八年，黃惠偵遇見了攝影機。當時她在跟身為法師的媽媽跳「牽亡陣」（為了牽引亡魂出地獄而升天的民俗儀式），紀錄片導演楊力州前來拍攝，讓她第一次認識什麼是紀錄片，也驚訝著原來用小小的攝影機，就能拍出在電視上播出的影片。
拿起攝影機詮釋自己
「到了很多年以後，我才明白這件事的重要性。只要我拿起攝影機，就有了詮釋自己的權力。」黃惠偵說：「從小到大，我從來沒有站在多數那邊過。我的身上有很多弱勢、負面的標籤：中輟、家暴、同志的小孩，家裡又在做奇怪的工作。」
「即使是一般人，都不會有機會發聲，更別說是少數。就算傳播出去，人家也不想聽吧？大家都想聽具有聲望的人講話，所以我從小就處在被詮釋的狀態。」黃惠偵說，「即便到了現在，大家講到做陣頭的小孩，都還是有刻板印象呀！所以我第一次看到攝影機、第一次認識紀錄片，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我可以說出自己的故事。」
彷彿發現新大陸的黃惠偵，開始存錢買攝影機。接著邊拍邊學習，除了在社區大學學紀錄片，還參加了不同課程，讓中輟的黃惠偵找到新的方式去解決生命的疑惑，從自我探索的過程中，長出能力，拿掉身上的標籤，漸漸看見自己的樣子。
拿起攝影機的那刻起，黃惠偵的人生不太一樣了。而當她把攝影機放到自己與母親之間，也改變了與媽媽的關係，「每次我拿起攝影機，我就會很反常地一直放大（Zoom in）。或許是我沒有這麼近距離地看著母親。」
「我跟她的關係很冷淡，不爭吵。也不是不好，就是非常疏遠到根本不像家人。」黃惠偵說，這是母親處理親近關係的方式，與六個兄弟姊妹都是「相忘於江湖」，平時都不聚會、不聯絡，「聚在一起的時候都是有大事，而且通常不是好事。」
「她就是盡到最基本的責任，讓小孩吃飽穿暖、滿足生理需求就好了，因為她的媽媽就是這樣對待她。」黃惠偵笑說，「可能我們這一代比較幸福，衣食無缺，就開始有情感需求，但我從來沒有從媽媽那裡得到過。」
每天母親一起床，確定小孩有東西吃，就出門去找朋友玩，常常一天講不到幾句話。她能看見母親最長的時間，是一起去跳牽亡陣的時候，但母親也只總顧著跟朋友講話，把小孩晾在一邊。
對母親的疑惑，一直是黃惠偵生命中的重要課題，也成為第一次拿起攝影機的她選擇拍攝對象的依據。但她就只是拍，「我知道這個故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但或許是不夠勇敢、或許是有顧慮，總之就一直放著。」
我不是一出生就是我小孩的媽媽
「真正開始認真思考將它拍成作品，是在二○一二年，我有了小孩。」黃惠偵說：「小時候都覺得自己是宇宙中心，生了小孩以後，第一次，你必須把別人擺在第一位思考。看事情的角度不再只是『我』而已，還要是我女兒的媽媽。這也協助我重新理解我和媽媽之間的關係。」
「那時候才覺得自己好笨呀！」黃惠偵笑說：「過去，我就覺得她是我媽媽，很平面。但在我自己當媽媽以後，突然意識到，我並不是一出生就是我小孩的媽媽，而是經過很長一段歷程才走到這，那我媽媽呢？她經歷了什麼？」再加上，隨著年歲的增長，拍片的念頭再次回到她的心中，「若再不做點什麼，恐怕就沒機會了。」
黃惠偵從一九九八年拍到現在，母親已經習慣攝影機存在，訪談卻成為極大困難。「我媽不太知道怎麼表達自己，跟朋友講垃圾話很會，也會跟女朋友說甜言蜜語，但她從來不講跟自己有關的事，也不會表達情緒。」黃惠偵說，「而且她還有不想講的事。」
「我拍了才知道，家暴對她來說這麼難以啟齒。」黃惠偵苦笑，「我都覺得家暴有什麼丟臉？打人的才需要慚愧吧？但她卻覺得非常羞恥。反而覺得自己的同志身分沒什麼大不了。」
母親的沈默，讓黃惠偵決定把自己也納入景框，跟母親對話。成為被拍攝的人之一，意味著她需要一個團隊，來介入她的「家務事」。私密的事情，適合外人介入嗎？黃惠偵卻認為這是好的「壓力」，「除了我要逼迫我媽，我也要逼迫我自己。如果沒有攝影機，我可能還是一直逃避，找出各式各樣的理由先做其他的事。有團隊、補助款的壓力，我必須趕著結案，才逼著自己面對。」
紀錄片最後幾乎將所有觀眾惹哭的片段，落在一張餐桌上。團隊將攝影機、燈光設好之後便離開現場，讓黃惠偵獨自與母親對話。她問了那些藏了幾十年問不出口、或是遲遲得不到答案的問題，挖出童年的陰影，甚至質問母親對自己的愛。直白到後來團隊看完，都對黃惠偵說：「已經可以了。」認為她拍片的目的已經達到，不一定要將這麼私密的片段公映。
但黃惠偵還是選擇走向公眾。她說，與母親真正的和解不在那天的餐桌上，而發生在首映那天，「我想用整部影片完整地告訴她，過去到底是什麼東西讓我們這麼痛苦。它必須要被說出來，就是因為大家覺得這很丟臉，才成為壓迫。如果它不成為一個文本，不被討論，就不會有被改變的一天。」
「我也想讓我媽知道，她可以放下了。」這是黃惠偵期盼的和解，「我生了小孩以後，連小孩跌倒都會有很深的自責，我就想，那我媽呢？我想告訴她我能理解。我能理解過去這麼長一段時間，她的處境、她的侷限是什麼。」
逼媽媽坐在電影院一個半小時，結果呢，「我媽心情超好的。」黃惠偵笑得很開心，「首映後，雖然媽媽沒講什麼，但買了一大堆東西要煮給我吃，根本塞爆冰箱；而平常ＥＱ差、情緒起伏很大的她，居然整整一個月都沒有發脾氣，我活了四十年都沒有看過這種事！」
「這就是她愛我的方式吧。」黃惠偵說。
女兒的誕生，讓她有了勇氣，回頭去面對過去幾十年來不敢面對的家庭故事。不但送給母親，送給初為人母的自己，也要送給二十歲那個憤怒的少女。
撕掉標籤，紀錄片帶來改變
「二十歲時想拍紀錄片，是因為急著想要告訴世界：我並不是你們想像的那個樣子。我想要撕掉那些標籤：不去學校讀書就怎樣、陣頭小孩就一定怎樣、同志小孩就怎樣怎樣……那幾乎是恨，是對社會的恨，恨社會為什麼要給我這些標籤，而我為什麼又會被影響。」
二○一二年重新開始拍攝時，她才理解真正要處理的根本，是自己跟母親的關係，「幸運的是，我沒有在二十歲的時候就把作品完成，那只會看見一個很憤怒、很矛盾、很困惑的人，提出對生命諸多的問題跟埋怨。」
不只是她與媽媽的和解，年輕時的黃惠偵或許也可以釋然了。誰也想不到，那個第一次見到攝影機而欣喜不已的少女，居然真的用紀錄片改變了世界。
（原文刊載於新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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