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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8日 星期二

易智言的革命奮鬥救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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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左、小天,兩個自認為全台北最窮的高中生,為了交班費和畢業旅行費,算計著要將校園裡廢棄的孫中山銅像拿去變賣,可是銅像只有一個,兩個人都很窮,該怎麼解決?易智言暌違近十年推出《行動代號:孫中山》,阿左傻里傻氣,卻聰明、細膩;小天神祕又孤僻,像個獨行俠。繼《藍色大門》的孟克柔、張士豪與《危險心靈》裡的謝政傑,易智言再次帶給觀眾兩個年輕的代言人,阿左和小天,這次想要說什麼?

簡單的劇情,帶點幽默,易智言卻在背後藏了一個龐大無比的主題。偷銅像的阿左和小天不知道重得要死的孫中山先生,當年叨念的社會主義、均富到底有什麼意義,甚至也不知道手上的這個人曾經做過的「大事」,只想為自己的貧窮找到一個出路……

執著在「最乾淨」的時刻

《行動代號:孫中山》最一開始的「問題」,就是阿左交不起班費。

當年易智言從私立復興中學考上建國中學,形容交班費事件是他的第一個「文化衝擊」。「當時莫名其妙被選上班長,但班上為了班費要交多少錢,足足討論了六個禮拜決定不出個數字。」易智言說,他實在不懂,一個都是狀元的學校,為什麼這麼沒有效率?而班上做球衣又亟需經費,有天他忍不住向隔壁班的同窗抱怨,「五百也好、一千五也好,趕快決定就好!」

沒想到,卻被潑了桶冷水。同窗說,「五百和一千五差了一千元,是二、三十個便當,這不就代表,他得為了交班費餓二、三十餐?」易智言才恍然大悟,這一群人一定是抵死也要保障自己的肚子、自己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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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克柔:「這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能像你一樣。這世界其實是很不公平的。」——《藍色大門》

「那是張士豪這個傻傻的男孩子,第一次感覺到有人不一樣,感覺到人有各自的困難和處境。」易智言談起《藍色大門》裡,性向不明的孟克柔在面對張士豪的追求,與他在體育館打了一架後的那場戲,是張士豪第一次發現世界不再以他為中心。而易智言從都是有錢人家小孩、生活優渥的私立國中,上到同學來自四面八方的建中時,「那是一個讓我打開眼睛、打開耳朵的地方。」易智言的三部著名作品,橫跨了十年,卻仍然停留在十五到十八歲,他鏡頭裡的角色,似乎永遠也長不大,「或許在建中的文化衝擊,就是促使我一直卡在這個年紀裡的原因。」

執著拍十五到十八歲的孩子,易智言說,這個年紀是碩果僅存最乾淨的一個時刻,「他們開始懂一些事,但還沒有被汙染,是最簡單、純粹的。」他說,可能再長大一點,就會有很多考慮、算計,這個青春階段,如同黑暗和黎明的交界,是變成大人的混沌期。

孤僻只因貧窮

「另外,這個年紀在台灣電影、電視裡是沒有代表的。不是不拍,就是用大人演員去『演』。」易智言說,就算拍了,大多也都拍所謂的問題學生:嗑藥、拿把開山刀出去砍、搞了一堆未婚懷孕的小女友,因為那比較有戲劇成分,「但這個年紀我們也都經歷過,而我們通常都屬於那沒有表情、沒有聲音的百分之七十,上學、放學、等公車、等便當、等交功課、等考試、等長大。」

「我有一點點反骨。沒有人寫,而這群人又是我,所以我就想寫。」易智言笑說,自己的電影常被批評是「小事」。被喜歡的女生拒絕、喜歡的人不喜歡自己、交不起班費、畢業旅行費,跟大人們的煩惱比起來,有什麼好比擬?但當我們回到那個同儕至上的年紀,因為跟別人不一樣而被特別對待時,「那是非常大的壓力啊,甚至會讓人不想去上學。」

易智言提到小天和阿左眾多原型的其中之一,來自大學時期一個孤僻的同學。「大學生就是下課大家一起吃飯嘛,但他從來不跟我們一起,漸漸甚至開始排擠、敵視他。」直到大三才知道,那位同學不一起吃飯的原因,是因為每一餐大家平分之後餐費都要一百多元,而他每一餐吃飯的錢只有六、七十。

「因為出不起,他只好把自己裝成一個壞人。他寧願把自己孤立起來,只是因為他跟大家不一樣,心甘情願當一個被討厭的輸家,不要社會來打擾。」易智言說,「他甚至找不到求救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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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到底想要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不能窮斃了,我們兒子的兒子不能窮斃了!」——《行動代號:孫中山》

因為需要錢,十五歲的兩人開始計畫如何達到目的,計劃、準備工具,甚至借來了卡車,載著銅像在台北街頭馳騁,如同一場魔幻的成年禮。心地善良的阿左,其實多次邀約「合作」,但被家暴長大的小天,像隻隔絕社會已久的流浪狗,不願意接受別人的幫助。兩人就在深夜的西門町街頭,為了搶奪銅像,毫無章法地在地上打了起來……。

「他們知道自己很窮,但是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我刻意選擇一批人,可以真實地感受到窮的滋味,但講不出論述,只知道自己沒錢。」易智言說,他刻意選擇一種很童趣、荒謬,甚至有點黑色幽默的事件,去襯托主題的龐大與壓力,「畢竟我們聽到M型社會,也一點感覺都沒有。」當貧窮成為世襲、貧富差距增大,易智言不在電影裡談結構、談制度、談解決方法,因為這從來就不應該是孩子的問題。

事隔十年,再次面對同樣年紀的孩子,易智言覺得這群孩子好像更沒有方向感,「往好的方面想,他們比較沒有壓力,因為對自己沒什麼特別的想法、特別的期待,他們很務實,看法很單純,所以包袱很小,一天活過一天,很快樂。」但他也談到,這樣的孩子對未來是什麼一點想法都沒有。
「其實,這整個國家、社會,對自己都不太有想法。台灣到底想要變成什麼樣子?沒有人有很清楚的答案,於是在裡頭生活的這群人,就跟著這個集體的現象開始沒想法。」易智言說,當政府沒有決心,不知道要幹嘛,什麼都做不夠,步伐懶懶散散的,「在這種氛圍下長大的小朋友,他們的價值觀、人生目標一定都是混淆的。」

易智言認為,教育的確有辦法做到貧富差距縮小、讓窮人翻身,但是在台灣沒辦法,「好的教育資源沒有平均分配,這是一直以來存在的問題。」他提到,「在我們那個年代,靠教育改變階級是有可能的,靠知識、靠經驗,有可能翻身。」但後資本主義社會已經不是靠能力、靠知識在賺錢,是用錢在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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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散的時代最需要的行動

「但是愈來愈來不及了。」《行動代號:孫中山》電影中演員白痴、無厘頭的表演,詮釋一件看起來很小的事,觀眾買票進場,會笑得很開懷,易智言也在賭,賭觀眾有沒有辦法看得見背後那些快來不及的結構問題,「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代言人,這些實際的狀況都離我很遠,但不代表我沒有論述的權力,這個社會是一體的。」

在一個認不認識孫中山已經不太重要的年代裡,易智言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繹了當年那場革命,卻是這個懶散的時代最需要的行動。其實,要被載去賣掉的孫中山,應該很想為孩子上這麼一課:要有勇氣在一個不公平的制度裡,帶頭、率眾,為自己對社會的理想想像,開始一個浪漫的改革。為了自己的權力,革命、奮鬥、救青春,你敢不敢?

(原文刊載於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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