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需要更多元的住宅政策

《住宅法》修法後，官員和社會團體都認為，儘管實際推動後的進展千頭萬緒，但比起過去什麼都沒有，已經是很大的進步。甚至認為在政府、社會共同合作下，落實居住人權，進而引發新的創意與活力，都能寄予希望。但台灣的居住問題，社會住宅不應該是唯一的解答。

原刊登於新新聞周刊的社會住宅專題，此為第三篇：

篇一：《住宅法》終於上路！ 
篇二：地方政府的實踐路
篇三：台灣需要更多元的住宅政策

「社會住宅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桃園市都發局長盧維屏在接受訪問時這麼提問。解決年輕人存不到的第一桶金、解決被排除在租屋市場外的弱勢⋯⋯這些都是「標準答案」。但台灣的居住問題，社會住宅不應該是唯一的解答。

「社會住宅蓋了就不會拆了，一蓋就是五、六十年，而台灣的人口已經進入負成長。」盧維屏認為，社宅現在當然是必需品，但是長期效果有待觀察。二十年後，這些房屋會不會過剩？會不會成為另一個新的問題？都需要納入考量。

四種政策工具不應偏廢任何一項

「我個人的想法，社會住宅與租金補貼，應該要等量齊發。政府也要善用既有的房屋市場，不要拘泥於現在。」盧維屏建議，租金補貼要繼續，而且要擴大供給，名額上不應該那麼限制。

盧維屏說：「擴大租金補貼，再透過包租代管，讓弱勢的、租不到的、住不好的，獲得一些協助，其他就是靠社宅。而我也再三強調，社宅不只是空屋出租，而是政策的橫向連結，其他局處的需求都可以納進來。走個三、五年，穩定之後，這題就可以放下來，國家要忙別的了。」

社宅邁出穩健的第一步，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呂秉怡則期盼政府的政策工具可以用得更靈活，去照顧到不同需要的族群，「從光譜上來看，依照政府的介入程度，住宅工具可以分為四種：社會住宅、包租代管、代租代管，到最簡單的租金補貼。」

「理應這四種政策工具都要發揮到效果，不應偏廢任何一項。」呂秉怡提到：「社會住宅應該要去處理租屋市場完全無法處理的弱勢。如單身老人、需要高度依賴硬體的嚴重下肢障者，這只有政府只租不售的公共住宅，才能一棒接一棒地租給這些人。」

呂秉怡指出，包租代管是由政府當二房東，成本比較高，優先要給社宅以外，在租屋市場比較無法租到房的人。由社福單位進來協助媒合，找到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如受暴家庭、社福體系要介入的經濟弱勢，這些不容易被房東接納的人，都應該放用包租代管處理。

代租代管，房東可以決定房客，雖然可能會有專業的管理公司當作中介者，引薦弱勢，讓房東願意接受，但最終的決定權還是在房東身上。這一類，就適合單親家庭，這類較為弱勢，但又不至於被市場完全排除的人。

比起來，過去什麼都沒有

「租金補貼，就純粹都給年輕人，他絕對有獨自找房的能力，只是經濟上有所困難而已。」呂秉怡指出，健全了租屋市場之後，市場能提供足夠的供給量。

現在各縣市政府社會住宅主要都還是以青年為主，仍是希冀租金收入能衡平財務為主要考量。當然社會住宅還是混居為宜，但要讓資源能真正運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讓弱勢比例能再往上提升，政府應該要將租屋的相關政策做一個重整與資源運用，不是仰賴社會住宅解決所有的問題。

他也提醒，現狀底下，這次《住宅法》修法雖然將弱勢比率提高到三成，但弱勢的種類很多，優先要照顧誰？租金與租期能不能更靈活運用？都仰賴地方政府的配套，以及中央的政策補貼。如單身獨居老人就不應該限制租期，他不像青年，給予一段時間減緩經濟壓力後，就能有負擔房子、出外租房的能力，「就算趕他（單身獨居老人）到租屋市場，他也找不到房子。」

「住宅政策某種程度上跟貧窮政策會有重疊的地方，但政策規畫上還是要有區別。」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再次強調，這次修法後、實際推動後的進展，比起過去什麼都沒有，已經是很大的進步。
花敬群指出，不同弱勢有不同的需求，光無障礙設施的空間設計就有很多種，當把大池子切分成小池子，無效率的部分自然會出現。「假設這棟社宅，裡頭有五間留給身障人士，三年後空出兩間，能不能馬上再找到適合的需要者？都還需要更細緻的規畫。」

產生很多新的居住關係

這次修法，將原住民也納入考量範圍。花敬群提到，未來會與原民會協調，像原住民居住關係較為緊密，喜歡有小廣場，讓大家住在一起，「這都是可以討論的。社會住宅的規畫彈性，將依照社會需求激發出不同的創意。又例如可以跟衛福部討論，讓社福機構承租某個樓層，讓專業工作者以工代住等等，我們很樂觀地期待這些事情發生。」

「我心裡還有一個浪漫的想像。」花敬群笑說：「或許這些房子會因為是我們可以彈性管理與分配，會產生很多有趣的、新的居住關係。我引頸期盼。」

不只是社宅，居住政策「正常化」之後，居住人權能否被落實，進而引發新的創意與活力，就看中央、地方、甚至是民間，如何把握、如何互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