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激情的派對走掉——許村旭

二○一四年底，前總統陳水扁終於得以保外就醫。攝影家許村旭在臉書放上一張陳水扁凝望車窗外的照片，攝影家張照堂在下頭回應：「你先把他放出來了？」

另一張，只見照片裡陳水扁拎著行李袋、跨出門廊，許村旭在臉書上這麼說：「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底的大清早，他拎起裝有四件內衣的提袋及扁媽準備的水壺，跨出門要去選市長。孰料之後十六年橫衝而來的人生輾轉巨變，對照此今境遇，可是玩味雜陳啊！」 


一五三幀照片
記錄他們和他們的過往

一連串淘氣的預告，是許村旭的攝影集《派對走掉》的序曲。這樣一個生在狂亂年代的攝影記者，站在新聞現場冷眼旁觀，留下來的影像卻是炙熱的、戲謔的、有溫度的，告訴我們如何去記得一個時代。

或許你不認識許村旭，但你肯定認識他照片裡的人：曾經活躍政壇的連戰、宋楚瑜、謝長廷、陳文茜、許信良、林義雄……多年後，大多都已黯然退場。幾十年前的街頭，在自由廣場聲援六四、啟蒙的野百合運動，警方對抗議民眾仍然毫不留情。力求國會全面改選的人民聚集在街頭，隨著被翻開的照片就像要一湧而上。為了聲援鄭南榕而自焚的詹益樺，被火紋身的瞬間永遠凍結在景框之內。在大學聯考考場被母親親暱一吻的連勝文，去年成了台北市長落選人。

時代的對照不勝唏噓，歷史的走法，節奏始終相同：如同一場盛大的派對，苦悶、狂歡、趣味、憤怒、愛恨情仇都被無限放大。「淡掃蛾眉」的進場、「花枝亂綻」的小激情、「豔歌濃妝」的重頭戲、「黯然形傷」最後曲終人散，「就像在派對上沒有把到妹，就回家了。」橫跨了一九八四至二〇〇四年，一五三張照片，沒有按時序、事件排列，許村旭將攝影集分成四個單元。

 1992年，總統直選大遊行（提供／許村旭）

滿足二十八到四十六歲的好奇想像

「這本攝影集不是給同業看的，他們都拍過。」許村旭表示，「是給對那個時代好奇、或存有想像的人。」這個派對，也像他的成長過程。二十八歲至四十六歲，許村旭笑稱用自由與青春換來的影像，街頭的草莽之氣、新鮮的自由空氣、暴烈的街頭語言，都成為餵養他的養分。

「只有這個時候的照片值得叫派對。」許村旭形容這股解嚴後最大的浪潮，「台灣只有這一段而已。」盛逢政治改革、社會運動百花齊放的年代，所謂「走掉」，是因萬民仰望的改變最終走向腐敗，「我們好像被唬弄了一場。」就像抵抗不了時間而被迫變成大人，一個時代，在最美好的時候戛然而止。

「他們得志太早，真的沒有準備好。」許村旭提到，組黨後第三年，尤清就選上台北縣長，再五年，台北市也被攻占，接著就是總統，「一個黨可以這樣，是一種奇蹟。」

「尤清選上台北縣長時，氣氛根本就像紅衛兵造反。」許村旭回憶起，「眾人在街頭上大喊『時代是我們的了！』那樣的狂妄、自由。連選連任，但八年之後，黯然下台，也沒做得特別好。」激情過後，「人性還是貪婪的，他們進到體制裡面，也沒有站在人民的立場，玩到最後，就是兩黨在分贓，都是一樣的。」

在許村旭的鏡頭裡，政治人物可不只有一種樣態。陳水扁穿著西裝、也穿過汗衫；立委嚴肅問政、也有放鬆疲態。這些異於一般新聞照片的角度，如果當年許村旭離開《中國時報》沒有記得把這些底片一併帶走，就沒入歷史洪流中了。但這份「記得」，不是偶然，而是許村旭從業三十年來的一份堅持。

1988年的飆車族（提供／許村旭）

進報社，只是想要拍攝的正當性

「這些照片都是當初被丟進垃圾桶的。」許村旭照片裡的戲謔，來自他個人對於新聞現場獨特的詮釋。一個現場，快門當然不會只按一下，拍下交差的照片後，就是創作的時間，「比較偏個人表現手法的東西，很難被認同，尤其是新聞。」

由於這分獨立和疏離，他在當記者的時候是邊緣的局外人，不屬於誰的班底，「我一直都是爹不疼、娘不愛的那一型。」剛進報社，只有假日能跑到一條比較大的新聞，他很苦悶，便將宣泄的出口寄託在創作。

「影像工作者無論在雜誌還是報紙，如果對自己沒有一定程度的期許，就只是拿著相機的公務員。」創作，一直是許村旭的欲望。進入報社，只是希望被賦予一個拍攝的正當性，「否則那個年代，拿著相機在街頭隨便拍，對方一定不開心。」

除了餬口飯吃，他在漫長的工作時間裡頭創作，盡量抽離自己，不操弄、不介入，卻總是能拍出與眾不同的畫面，「人在最沒事幹的時候，最容易流露本性。在他放鬆的時候，七情六慾都會流出來，而最自然的東西往往最能打動人心。」他提到，除了第一時間的衝突現場、歷史瞬間，很多東西「都是在邊緣拍的」。

許村旭也提到與編輯的衝突，「有權力的人都是文字工作者，從來沒有一個影像工作者可以爬到總編輯呀，但影像思考完全是另外一種邏輯。」影像在新聞中從來就是配角，「如果你沒有自己的觀點，就只是按照任務配圖，到後來，這些東西都會被磨掉。你就中計了、妥協了。」
他形容，文字記者跟受訪者必須打好關係，有某種程度的相互「餵養」。而攝影卻擁有嗜血的優勢，定格政客無所遁形的嘴臉。縱使關係的不對等直至今皆然，但文字與影像的雋永度、流傳度，也不言自明。

「爹不疼、娘不愛」的他，也磨練出一種獨特的求生技能，「好照片絕不是在重要場合裡才拍得到。」許村旭說，愈沒有壓力的新聞場合，沒有包袱，「因為這張照片絕對不會被用，就不用花那麼大的力氣。」就像從窒息的氛圍裡被釋放，他得以伸展筋骨，開始狩獵。

 1990年，臺北立法院前的驅離（提供／許村旭）

快門聲成了激情的催化與挑逗

「攝影是一種百憂解。」不討好、直來直往的個性，讓他在組織裡總是格格不入，寄託在相機上的創作堅持，讓他得到了自我滿足與療癒。「如果沒有自我堅持，就沒有今天這本書；沒有自我堅持，拿著相機在現場的你，應該也會不知道自己到底為何而戰。」

《派對走掉》的「高潮」在街頭，而問及一九八四年至二〇〇四年裡，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是什麼？許村旭說，「還是五二〇事件吧。」

一九八八年，農民為了抗議政府擴大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走上街頭，「當時台北車站還在蓋，我們跟著警方的鎮暴水車前進，看見異議分子躲進黑黑的工地裡，拿起裡面的鋼筋、螺帽就往外砸。鎮暴警察穿著全套護具，都被打凹了。」在他的印象裡，農民頂多丟丟雞蛋，非常憨厚，這是他第一次見識到「官逼民反」。

「當時的警察跟媒體的關係比較好，反而民眾會覺得你是間諜。」許村旭提到，被警察打都是誤打，在街頭則有時會被民眾攻擊，相機壞了、臉也被相機砸破。

而攝影記者的存在，有時候又是一種激情的催化與挑逗，聽見快門的聲音、看到相機的存在，「有些人會『表演』得更賣力，刻意去衝撞。」

「現在的街頭運動，少了一種時代的況味，少了革命情感的相濡以沫，雖然不一定是真實的，當下卻很觸動人。」許村旭觀察，現在大家會自我要求，要很乾淨，不能違法，「但那個時代拿石頭、磚頭就上了，不會有什麼步驟。」

「倒也不是現在比較文明。」他提到，現在街頭的運動還是有暴力的部分，「只是被壓抑著，大家都在漫長的時間裡妥協了，年輕氣盛，誰會願意承認自己的無力感，現在，無力就無力了。」

民進黨的榮景還會再回來嗎？許村旭想了想，「還是要靠第三方的力量制衡吧，不一定是誰，但至少不能再只相信國民黨和民進黨。」他舉太陽花運動為例，如果年輕世代這些人沒有跳出來，就被兩黨密謀分掉了，「看起來是拉扯，但我看多了，在立法院背後，都是講好的，談到利益，他們從來都不會站在老百姓的福祉。」

 1991年，一位女士獨立舉起招牌對抗議群眾反擊（提供／許村旭）

太陽花，躲在長鏡頭之後

「我倒是很意外，九〇後有這樣的創舉。」許村旭提到，太陽花運動時他進了立法院去看自己的女兒。他還是在現場，卻拿著長鏡頭遠遠記錄，「不像以前跑新聞，沒有力氣跟別人肉搏了。」

又或許，這已經是下一個時代了。受訪的過程裡，許村旭循著問題的脈絡，隨興蹦出一個又一個故事。那樣一個大時代，被擠壓在他的腦袋裡，密密麻麻地牽連，隨著創作的發表慢慢被釋放……。

「啊，你剛剛問我什麼啊？」許村旭又偏題了，心思不知道飄到哪一年。下一個時代已經進場，上一個派對還沒有「走掉」，演戲的演完了，看戲的仍人不願離去。故事，還沒說完呢。


（原文刊載於新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