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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8日 星期日

【影】從激情的派對走掉——許村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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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底,前總統陳水扁終於得以保外就醫。攝影家許村旭在臉書放上一張陳水扁凝望車窗外的照片,攝影家張照堂在下頭回應:「你先把他放出來了?」

另一張,只見照片裡陳水扁拎著行李袋、跨出門廊,許村旭在臉書上這麼說:「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底的大清早,他拎起裝有四件內衣的提袋及扁媽準備的水壺,跨出門要去選市長。孰料之後十六年橫衝而來的人生輾轉巨變,對照此今境遇,可是玩味雜陳啊!」 


一五三幀照片
記錄他們和他們的過往

一連串淘氣的預告,是許村旭的攝影集《派對走掉》的序曲。這樣一個生在狂亂年代的攝影記者,站在新聞現場冷眼旁觀,留下來的影像卻是炙熱的、戲謔的、有溫度的,告訴我們如何去記得一個時代。

或許你不認識許村旭,但你肯定認識他照片裡的人:曾經活躍政壇的連戰、宋楚瑜、謝長廷、陳文茜、許信良、林義雄……多年後,大多都已黯然退場。幾十年前的街頭,在自由廣場聲援六四、啟蒙的野百合運動,警方對抗議民眾仍然毫不留情。力求國會全面改選的人民聚集在街頭,隨著被翻開的照片就像要一湧而上。為了聲援鄭南榕而自焚的詹益樺,被火紋身的瞬間永遠凍結在景框之內。在大學聯考考場被母親親暱一吻的連勝文,去年成了台北市長落選人。

時代的對照不勝唏噓,歷史的走法,節奏始終相同:如同一場盛大的派對,苦悶、狂歡、趣味、憤怒、愛恨情仇都被無限放大。「淡掃蛾眉」的進場、「花枝亂綻」的小激情、「豔歌濃妝」的重頭戲、「黯然形傷」最後曲終人散,「就像在派對上沒有把到妹,就回家了。」橫跨了一九八四至二〇〇四年,一五三張照片,沒有按時序、事件排列,許村旭將攝影集分成四個單元。

 1992年,總統直選大遊行(提供/許村旭)

滿足二十八到四十六歲的好奇想像

「這本攝影集不是給同業看的,他們都拍過。」許村旭表示,「是給對那個時代好奇、或存有想像的人。」這個派對,也像他的成長過程。二十八歲至四十六歲,許村旭笑稱用自由與青春換來的影像,街頭的草莽之氣、新鮮的自由空氣、暴烈的街頭語言,都成為餵養他的養分。

「只有這個時候的照片值得叫派對。」許村旭形容這股解嚴後最大的浪潮,「台灣只有這一段而已。」盛逢政治改革、社會運動百花齊放的年代,所謂「走掉」,是因萬民仰望的改變最終走向腐敗,「我們好像被唬弄了一場。」就像抵抗不了時間而被迫變成大人,一個時代,在最美好的時候戛然而止。

「他們得志太早,真的沒有準備好。」許村旭提到,組黨後第三年,尤清就選上台北縣長,再五年,台北市也被攻占,接著就是總統,「一個黨可以這樣,是一種奇蹟。」

「尤清選上台北縣長時,氣氛根本就像紅衛兵造反。」許村旭回憶起,「眾人在街頭上大喊『時代是我們的了!』那樣的狂妄、自由。連選連任,但八年之後,黯然下台,也沒做得特別好。」激情過後,「人性還是貪婪的,他們進到體制裡面,也沒有站在人民的立場,玩到最後,就是兩黨在分贓,都是一樣的。」

在許村旭的鏡頭裡,政治人物可不只有一種樣態。陳水扁穿著西裝、也穿過汗衫;立委嚴肅問政、也有放鬆疲態。這些異於一般新聞照片的角度,如果當年許村旭離開《中國時報》沒有記得把這些底片一併帶走,就沒入歷史洪流中了。但這份「記得」,不是偶然,而是許村旭從業三十年來的一份堅持。

1988年的飆車族(提供/許村旭)


進報社,只是想要拍攝的正當性

「這些照片都是當初被丟進垃圾桶的。」許村旭照片裡的戲謔,來自他個人對於新聞現場獨特的詮釋。一個現場,快門當然不會只按一下,拍下交差的照片後,就是創作的時間,「比較偏個人表現手法的東西,很難被認同,尤其是新聞。」

由於這分獨立和疏離,他在當記者的時候是邊緣的局外人,不屬於誰的班底,「我一直都是爹不疼、娘不愛的那一型。」剛進報社,只有假日能跑到一條比較大的新聞,他很苦悶,便將宣泄的出口寄託在創作。

「影像工作者無論在雜誌還是報紙,如果對自己沒有一定程度的期許,就只是拿著相機的公務員。」創作,一直是許村旭的欲望。進入報社,只是希望被賦予一個拍攝的正當性,「否則那個年代,拿著相機在街頭隨便拍,對方一定不開心。」

除了餬口飯吃,他在漫長的工作時間裡頭創作,盡量抽離自己,不操弄、不介入,卻總是能拍出與眾不同的畫面,「人在最沒事幹的時候,最容易流露本性。在他放鬆的時候,七情六慾都會流出來,而最自然的東西往往最能打動人心。」他提到,除了第一時間的衝突現場、歷史瞬間,很多東西「都是在邊緣拍的」。

許村旭也提到與編輯的衝突,「有權力的人都是文字工作者,從來沒有一個影像工作者可以爬到總編輯呀,但影像思考完全是另外一種邏輯。」影像在新聞中從來就是配角,「如果你沒有自己的觀點,就只是按照任務配圖,到後來,這些東西都會被磨掉。你就中計了、妥協了。」
他形容,文字記者跟受訪者必須打好關係,有某種程度的相互「餵養」。而攝影卻擁有嗜血的優勢,定格政客無所遁形的嘴臉。縱使關係的不對等直至今皆然,但文字與影像的雋永度、流傳度,也不言自明。

「爹不疼、娘不愛」的他,也磨練出一種獨特的求生技能,「好照片絕不是在重要場合裡才拍得到。」許村旭說,愈沒有壓力的新聞場合,沒有包袱,「因為這張照片絕對不會被用,就不用花那麼大的力氣。」就像從窒息的氛圍裡被釋放,他得以伸展筋骨,開始狩獵。

 1990年,臺北立法院前的驅離(提供/許村旭)

快門聲成了激情的催化與挑逗

「攝影是一種百憂解。」不討好、直來直往的個性,讓他在組織裡總是格格不入,寄託在相機上的創作堅持,讓他得到了自我滿足與療癒。「如果沒有自我堅持,就沒有今天這本書;沒有自我堅持,拿著相機在現場的你,應該也會不知道自己到底為何而戰。」

《派對走掉》的「高潮」在街頭,而問及一九八四年至二〇〇四年裡,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是什麼?許村旭說,「還是五二〇事件吧。」

一九八八年,農民為了抗議政府擴大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走上街頭,「當時台北車站還在蓋,我們跟著警方的鎮暴水車前進,看見異議分子躲進黑黑的工地裡,拿起裡面的鋼筋、螺帽就往外砸。鎮暴警察穿著全套護具,都被打凹了。」在他的印象裡,農民頂多丟丟雞蛋,非常憨厚,這是他第一次見識到「官逼民反」。

「當時的警察跟媒體的關係比較好,反而民眾會覺得你是間諜。」許村旭提到,被警察打都是誤打,在街頭則有時會被民眾攻擊,相機壞了、臉也被相機砸破。

而攝影記者的存在,有時候又是一種激情的催化與挑逗,聽見快門的聲音、看到相機的存在,「有些人會『表演』得更賣力,刻意去衝撞。」

「現在的街頭運動,少了一種時代的況味,少了革命情感的相濡以沫,雖然不一定是真實的,當下卻很觸動人。」許村旭觀察,現在大家會自我要求,要很乾淨,不能違法,「但那個時代拿石頭、磚頭就上了,不會有什麼步驟。」

「倒也不是現在比較文明。」他提到,現在街頭的運動還是有暴力的部分,「只是被壓抑著,大家都在漫長的時間裡妥協了,年輕氣盛,誰會願意承認自己的無力感,現在,無力就無力了。」

民進黨的榮景還會再回來嗎?許村旭想了想,「還是要靠第三方的力量制衡吧,不一定是誰,但至少不能再只相信國民黨和民進黨。」他舉太陽花運動為例,如果年輕世代這些人沒有跳出來,就被兩黨密謀分掉了,「看起來是拉扯,但我看多了,在立法院背後,都是講好的,談到利益,他們從來都不會站在老百姓的福祉。」

 1991年,一位女士獨立舉起招牌對抗議群眾反擊(提供/許村旭)

太陽花,躲在長鏡頭之後

「我倒是很意外,九〇後有這樣的創舉。」許村旭提到,太陽花運動時他進了立法院去看自己的女兒。他還是在現場,卻拿著長鏡頭遠遠記錄,「不像以前跑新聞,沒有力氣跟別人肉搏了。」

又或許,這已經是下一個時代了。受訪的過程裡,許村旭循著問題的脈絡,隨興蹦出一個又一個故事。那樣一個大時代,被擠壓在他的腦袋裡,密密麻麻地牽連,隨著創作的發表慢慢被釋放……。

「啊,你剛剛問我什麼啊?」許村旭又偏題了,心思不知道飄到哪一年。下一個時代已經進場,上一個派對還沒有「走掉」,演戲的演完了,看戲的仍人不願離去。故事,還沒說完呢。


(原文刊載於新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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