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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6日 星期六

【事】日本的島嶼天光:反《特定秘密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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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二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取得參議院、眾議院的多數席位後,仗著極高的民意支持,在短時間內通過了《特定祕密保護法》。卻有八成民意反對,認為法案嚴重損害到人民的「知情權」,更讓安倍的民調下滑到上任以來最低的五六%。幾個月前,有四萬名民眾圍在國會外頭抗議,這樣的景象,在台灣人眼裡或許很熟悉。


短時間內快速通過高疑慮的法案,引起民眾群起反對,讓人彷彿看見台灣三月那場因黑箱服貿協議而起的社會運動,不同的是,日本還在等待屬於他們的「太陽花」。

安倍在任期內鞏固了政權以後,一直致力推動日本國家體制的「正常化」。戰後,日本的憲法是由美國訂定,剝奪了擁有軍隊的權利,日本境內至今也仍有美軍駐守。儘管國內反戰的民意濃烈,安倍仍解禁了集體自衛權,現在更通過《特定祕密保護法》,就是要讓長期被矮化的國格得以伸張。

《特定祕密保護法》得將國防、外交、反間諜、反恐四個領域特別需要保密的情報,指定為「祕密」,保密期限為五年,可多次延長,經過內閣批准甚至可以達六十年;而洩露祕密者,最高須入獄十年。更重要的是,除了上述提到的四個領域,法案最後還加上了一個「其他」的但書,「日本人相當擔心這個祕密的指定會被無限上綱。」淡江大學亞洲所日本組副教授蔡錫勳指出。

日本開始有年輕的一代走上街頭。(攝影/奧田愛基提供)


而日本的社會運動幾乎都是中、老年人參與,人數稀少,隨著世代演進也產生斷層,但日本街頭漸漸開始出現年輕人的身影。「一個法案的通過大概要二百多個小時,但《特定祕密保護法》只用了六十八小時,更在晚間十一時通過,我覺得太奇怪了。」組織學生反對組織SASPL(Student Against Secret Protection Law)、就讀明治大學國際學部系的奧田愛基說。

「《特定祕密保護法》的兩大疑慮,就是祕密的範圍曖昧不明、也沒有監察機關。」奧田愛基指出,日本是三權分立的國家,但當事件被指定為祕密,國會、監察院無法得知內容,監督權流於無形,而最終的決策權掌握在首相手上,更讓他們擔心行政權獨大的問題。

「有戰爭,才會有祕密。」自民黨奪回政權以後,一步步建立日本新的國際地位。而隨著自衛權解禁緊接而來的《特定祕密保護法》,更像是賦予日本發動戰爭的權力,讓就讀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的台灣留學生何時宜很擔心。何時宜於台灣太陽花運動期間,在日本發起聲援行動,之後更組織志同道合的學生形成長期讀書會,關心台日之間的政治問題,促進彼此交流。

「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也是在法案通過之後,有疑慮的人們願意站出來反對,才有改變的機會。」奧田愛基展示了SASPL製作的的宣傳影片,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解釋《特定祕密保護法》的爭議所在,其中更放進了太陽花運動的影像。

 
SASPL製作的反特定秘密保護法宣傳影片。


「在日本做社會運動真的很難。」奧田愛基說。日本長期對社會運動抱持負面的態度,讓他從事社運遭受很多批評。蔡錫勳也提到,日本人很看重「空氣」(身邊的氛圍),不能標新立異得太嚴重,相當在乎別人的看法,大多數人通常會跟著輿論走。

加上日本社會相當保守,「年輕人未來的路不能出一點差錯,例如大學四年級沒有找到工作的話,明年再去,就沒有人願意給你機會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少有人會願意賭上自己的未來而站出來反抗。

而經濟發展與社會運動的蓬勃程度常呈反比。蔡錫勳指出,安倍上任之後,著手於經濟再生、教育、生活、外交與安全保障四大領域的改善,日本變得更有活力,人民對安倍很有期待感。但他也提到,接連幾次強行通過法案,下滑的民調、近來頻頻出現的負面新聞,似乎也在預告安倍政權將走入末期。

日本的年輕人用自己的方式關心社會。(攝影/奧田愛基提供)

這群年輕人一改以往社會運動「關懷弱勢」的方針,反而告訴社會大眾,倘若再不開始關心政治,習以為常的幸福生活都會消失,促使愈來愈多年輕人覺醒,目前每一次號召都有幾千人加入,人數還在不斷增長中。

他們也嘗試連結另一個平行時空。目前日本從事社運的人,大多是在戰後社運蓬勃的六〇年代有實戰經驗的人,但他們不太關心年輕人的語言,SNSPL便設計另一套文宣,年輕化、潮流化社會運動。你現在可以在街頭看見一輛卡車,載著戴墨鏡的帥氣年輕人,後頭有人拿著標語跟隨,拿著大聲公宣講的不是街頭表演,而是表達政治關心。

「愈多人站出來,才能形成改變的力量。」奧田愛基說。台灣的民主之路也許踽踽難行,但太陽花的精神意外影響了日本的年輕一代,引頸期待著天光。

(本文同時刊載於新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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