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取得參議院、眾議院的多數席位後，仗著極高的民意支持，在短時間內通過了《特定祕密保護法》。卻有八成民意反對，認為法案嚴重損害到人民的「知情權」，更讓安倍的民調下滑到上任以來最低的五六％。幾個月前，有四萬名民眾圍在國會外頭抗議，這樣的景象，在台灣人眼裡或許很熟悉。
短時間內快速通過高疑慮的法案，引起民眾群起反對，讓人彷彿看見台灣三月那場因黑箱服貿協議而起的社會運動，不同的是，日本還在等待屬於他們的「太陽花」。
安倍在任期內鞏固了政權以後，一直致力推動日本國家體制的「正常化」。戰後，日本的憲法是由美國訂定，剝奪了擁有軍隊的權利，日本境內至今也仍有美軍駐守。儘管國內反戰的民意濃烈，安倍仍解禁了集體自衛權，現在更通過《特定祕密保護法》，就是要讓長期被矮化的國格得以伸張。
《特定祕密保護法》得將國防、外交、反間諜、反恐四個領域特別需要保密的情報，指定為「祕密」，保密期限為五年，可多次延長，經過內閣批准甚至可以達六十年；而洩露祕密者，最高須入獄十年。更重要的是，除了上述提到的四個領域，法案最後還加上了一個「其他」的但書，「日本人相當擔心這個祕密的指定會被無限上綱。」淡江大學亞洲所日本組副教授蔡錫勳指出。
日本開始有年輕的一代走上街頭。（攝影/奧田愛基提供）
而日本的社會運動幾乎都是中、老年人參與，人數稀少，隨著世代演進也產生斷層，但日本街頭漸漸開始出現年輕人的身影。「一個法案的通過大概要二百多個小時，但《特定祕密保護法》只用了六十八小時，更在晚間十一時通過，我覺得太奇怪了。」組織學生反對組織SASPL（Student Against Secret Protection Law）、就讀明治大學國際學部系的奧田愛基說。
「《特定祕密保護法》的兩大疑慮，就是祕密的範圍曖昧不明、也沒有監察機關。」奧田愛基指出，日本是三權分立的國家，但當事件被指定為祕密，國會、監察院無法得知內容，監督權流於無形，而最終的決策權掌握在首相手上，更讓他們擔心行政權獨大的問題。
「有戰爭，才會有祕密。」自民黨奪回政權以後，一步步建立日本新的國際地位。而隨著自衛權解禁緊接而來的《特定祕密保護法》，更像是賦予日本發動戰爭的權力，讓就讀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的台灣留學生何時宜很擔心。何時宜於台灣太陽花運動期間，在日本發起聲援行動，之後更組織志同道合的學生形成長期讀書會，關心台日之間的政治問題，促進彼此交流。
「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也是在法案通過之後，有疑慮的人們願意站出來反對，才有改變的機會。」奧田愛基展示了SASPL製作的的宣傳影片，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解釋《特定祕密保護法》的爭議所在，其中更放進了太陽花運動的影像。
SASPL製作的反特定秘密保護法宣傳影片。
「在日本做社會運動真的很難。」奧田愛基說。日本長期對社會運動抱持負面的態度，讓他從事社運遭受很多批評。蔡錫勳也提到，日本人很看重「空氣」（身邊的氛圍），不能標新立異得太嚴重，相當在乎別人的看法，大多數人通常會跟著輿論走。
加上日本社會相當保守，「年輕人未來的路不能出一點差錯，例如大學四年級沒有找到工作的話，明年再去，就沒有人願意給你機會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少有人會願意賭上自己的未來而站出來反抗。
而經濟發展與社會運動的蓬勃程度常呈反比。蔡錫勳指出，安倍上任之後，著手於經濟再生、教育、生活、外交與安全保障四大領域的改善，日本變得更有活力，人民對安倍很有期待感。但他也提到，接連幾次強行通過法案，下滑的民調、近來頻頻出現的負面新聞，似乎也在預告安倍政權將走入末期。
日本的年輕人用自己的方式關心社會。（攝影／奧田愛基提供）
這群年輕人一改以往社會運動「關懷弱勢」的方針，反而告訴社會大眾，倘若再不開始關心政治，習以為常的幸福生活都會消失，促使愈來愈多年輕人覺醒，目前每一次號召都有幾千人加入，人數還在不斷增長中。
他們也嘗試連結另一個平行時空。目前日本從事社運的人，大多是在戰後社運蓬勃的六〇年代有實戰經驗的人，但他們不太關心年輕人的語言，SNSPL便設計另一套文宣，年輕化、潮流化社會運動。你現在可以在街頭看見一輛卡車，載著戴墨鏡的帥氣年輕人，後頭有人拿著標語跟隨，拿著大聲公宣講的不是街頭表演，而是表達政治關心。
「愈多人站出來，才能形成改變的力量。」奧田愛基說。台灣的民主之路也許踽踽難行，但太陽花的精神意外影響了日本的年輕一代，引頸期待著天光。
（本文同時刊載於新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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