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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0日 星期四

【影】老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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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台北電影獎頒獎典禮上,導演戴立忍說:「現在要找導演,上街頭比較快!」近幾年來,導演柯一正號召的反核四五六運動延續至今、戴立忍站在士林王家強拆的第一線、侯孝賢為三鶯部落落髮、今年的太陽花運動也看得見他們的身影⋯⋯當社會角落仍有不平之聲,總有人願意挺身而出。

「我一直想要拍台灣的抗議精神。」許久沒拍紀錄片的鄭文堂,更直接以此為題材,推出作品《老靈魂》,將在公共電視播出。記錄五個與農業有關,在追求進步、快速的社會中,堅守傳統價值的人:彰化溪州的老詩人吳晟、其女吳音寧、苗栗灣寶的洪箱、紀錄片導演柯金源、高雄美濃的客家歌手林生祥。

常上街頭的,應該都不會對這些人太陌生。產業進步,大家卻離土地愈來愈遠,「農業」已經成為一個落伍的名詞。吳音寧繼承其父在地耕耘的精神,捲起褲管,輔導農民做有機農業,對農業問題的觀察與反省更集結成冊,於○七年出版《江湖在哪裡》,也帶領憨厚的農民起身捍衛自己的尊嚴。

苗栗灣寶是台灣對抗不當土地徵收難得的成功案例,怪手開進農田的那一天,引起眾怒,「我們赤腳的人賺錢給穿皮鞋的人賺了一輩子,農人要有說不的勇氣。」洪箱,一個親切的大媽,種田種了一輩子,投入反對運動,一起奮戰的丈夫張木村卻沒來得及活著看見人民勝利的那一天。

對農夫來說,「土地和水是當做命根子來守護的,是什麼逼著他們離棄堅持?」柯金源,三十幾年來投入生態攝影、紀錄片的拍攝,走遍台灣,呈現寶島的滿目瘡痍,「如果沒來鄉下親自看看,不會知道台灣的農業受傷到什麼程度。」

一個又一個堅毅的身影出現在片中,鄭文堂說,「我從沒打算要拍人物紀錄片。」五個主角形成一種脈絡,代表人民草根、不服輸的頑強抵抗。會對此深深著迷,是因為他也曾是站在街頭的那個人。

照片提供/公視紀錄觀點

鄭文堂出生宜蘭,他形容,或許是常下雨,宜蘭人個性比較悶,但同儕之間總有一種躁動感,在高中的時候常常去遊行,「雖然也不知道在抗議什麼,就跟著去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後來他才發現這就是「黨外運動」。

「我們這種八○年代在街頭衝撞的年輕人都受了切格瓦拉影響。」南美洲的革命烈士,幻化成圖像,更是一種不迎合主流的精神象徵。鄭文堂說,即使是懵懂的、模糊的,僅是一個浪漫的表象,「但他就是影響了你,被啟蒙以後,好像一直跟著這個人的腳步前進。」

「所以這部片本來叫做《切格瓦拉在台灣》。」鄭文堂笑說,這個片名大概沒有人願意出資,才變成《老靈魂》,「我從很年輕就受此影響,這個價值一直在我的血液裡,我就是要找這樣的人。」

「我老公還在的時候,」洪箱坐在鏡頭前,台語、國語混雜說著,「有鄰居來找我們說,不要把我們拋棄。」「大家都很怕,覺得政府要什麼就要,我們無法反抗。」「而農人一輩子都在這裡耕耘,政府說要,就拿去了。」講著講著,她哽咽了起來。成功守護了自己的家鄉,只要有不公義的土徵事件,洪箱總不厭其煩地上台北聲援,「多希望有一天我來台北是來玩的。」

「糧食自主的能力愈來愈弱,是我最大的擔心。」鄭文堂說。雖然台灣人逐漸開始意識到農業的重要,但緩慢的覺醒仍不及農田被替代的速度。

照片提供/公視紀錄觀點

「我小時候很窮,非常苦悶。」鄭文堂提到,母親一個人兼五份工作,養五個小孩,「所以我年輕的時候很羨慕有土地的人,」他說,「我覺得他們好棒!有這麼大片的土地,我們什麼都沒有,小時候全部的資產,就是我媽媽。」兒時的影響,加上後來左翼精神的注入,一九八七年的鄭文堂,將即將出生的女兒取名為「宜農」。

「但我後來才知道農業背後這麼辛苦。」他笑說,「如果我當時跟某個農夫說,要把女兒取名宜農,希望她跟你一樣去種田,我可能會被以為在嘲諷他。那麼辛苦,錢又少,颱風來還要擔心得吃不下、睡不著。」

鄭文堂坦承,就算察覺「有問題」,仍直到拍攝過程真正接觸到農民,才發現農業問題如此嚴重。他也才明白,農民抗議的「姿態」與自己有多大的落差。

「他們是為了活下來,而我們不是。」鄭文堂憶起八○年代,加入綠色小組拍街頭運動的時期。當時留下了大量歷史影像,五二○農民運動、野百合、一場又一場的抗爭,「還被打,但對當下的我們來說,都很浪漫。」媒體光環集於一身、在歷史上更有無法抹滅的地位,鄭文堂卻突然放下攝影機。

「我拍不下去了。」鄭文堂說。不甘做一個旁觀者。他加入勞資會做工運,拿著大聲公幫助不懂勞基法的勞工捍衛權力,「很有成就感,我懂這些法條、知道如何運作組織,覺得自己很強。」事後回想,「我其實沒有,我還是一個知識分子。」

「我還是個有工作的人,雖然不穩定,但有薪水,背後還有一個浪漫的理想支撐。但我始終無法成為他們。」鄭文堂說,這是一個宿命,除非你真的下去種田、真的成為被剝削的失業者,否則這份距離一直都存在。

照片提供/公視紀錄觀點

「所以我很羨慕吳音寧,她已經跳過這個距離,甚至前進得更遠。」鄭文堂曾在太陽花的街頭論壇上說,「我跟吳音寧在十年前認識,常在街頭看到她,她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幾年過後,我們還是會在街頭碰到,她背後跟四十幾個農民,而我還是一個人。」他說,「吳音寧在當地的深耕、扎根,讓農民打從心裡信任她,這是很實在、很迷人的影響力。」

「而我永遠都無法成為這樣的人啊。」鄭文堂笑說,「我只能把片子拍好。我就是一個拍片的人,至少這件事要做好。」

但他始終選擇與弱勢站在一起,骨子裡的革命情感,鄭文堂終生無法迴避。因為要養家,他決定去廣告公司工作,「我不能再過那種沒有明天的日子。」他說,沒有埋怨、也沒有人逼迫,自然而然地就覺得應該負起責任。

照片提供/公視紀錄觀點

他進入當時最大的廣告公司,由於會使用攝影機,是「技術人」,讓他的日子過得非常好,「那時覺得,錢真好賺啊。」一個左翼青年進到資本世界裡打滾,穿起整齊的衣服,跟客戶開會,鄭文堂說,「但大家還是看得出來,我很格格不入。」他提到,某次在電梯有個同事直盯著他,「小鄭,你就算穿著白襯衫,怎麼還像個工人?」

事業如日中天,一九八四年,台灣連續三起海山煤礦、煤山煤礦爆炸災害,卻讓鄭文堂在辦公室裡坐不下去,「學電影不就為了要改變這個世界嗎?我在這邊幹嘛?」他先是跟公司請假,衝到現場,管制人員看鄭文堂拿著攝影機,直覺認定他是記者,拉開封鎖線讓他進去,站到第一線,「哐隆哐隆哐隆⋯⋯機器拉起一具具屍體,擺在我眼前,都是原住民。」

「由於災害發生之前剛發薪水,口袋裡都是錢。死人的錢是腳尾錢,就用石頭壓在他們旁邊,被風吹著飄啊飄的,家屬在旁邊一直哭。那個畫面,印象好深。」鄭文堂說,「十幾天後我辭掉工作,而這一拍,就回不去了。」

「我從來沒對台灣失望過。」鄭文堂提到,在太陽花運動中,他看見更有實踐力、更沒有利益包袱的新一代。「我一直覺得台灣有一種隱然的力量,平時很壓抑,但改變一直在進行。」鄭文堂指出,即使年輕人在網路上惡搞的言論、看似無病呻吟的藝術創作,「背後都是有意識的,而太陽花剛好成為一個浮出的契機。」



照片提供/公視紀錄觀點

「戰鬥者留其痕跡,後續終將有人。」鄭文堂說,很多早期在街頭的人,最後都只剩一張嘴,世俗化,利益包袱很重,失去行動力,「但言行合一的人,後面自然有人追隨,不管看不看得見。」老靈魂的精神,實踐在實際的行動裡,傳承自然會發生,就像吳晟和吳音寧。

「《老靈魂》應該要一直拍下去。」鄭文堂說,「我會一直拍,台灣很需要這樣的精神,不會消失,也不能消失。」


原文刊載於新新聞周刊14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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