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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4日 星期二

台北、女人、家:另一個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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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影像能力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沒有人比我更瞭解這件事情。」郭明珠坦言,參與者與記錄者,兩個角色非常難調適,「但我覺得我永遠都無法放下那份憤怒。」面對這麼多不公不義,她寧願去參與改變,也不願僅站在一旁觀看。


十月四日,激情的巢運晚會結束,人群散至各個分場活動裡。一個大銀幕放置在路中央,人們或坐或站觀看著眼前的影像,拆房子的怪手、聲嘶力竭的抗爭、女性的哭訴,交織成悼念居住正義的輓歌。此處正在放映的是導演郭明珠的《台北‧女人‧家》,記錄幾個在台北市、新北市都更受害女性的生命故事。

紀錄片帶著觀眾回到文林苑強拆當天。高齡的王家嬸婆激動到喘不過氣來,終於上了救護車⋯⋯。郭明珠帶著攝影機,陪著嬸婆,鏡頭隨著車子駛離王家,聲援的人群、冷酷的警察,與拿著攝影機的郭明珠彼此相望,嬸婆不願離家,卻被救護車強行帶走。

拆房子當天,鏡頭就在屋內

工運出生,之後因為人民火大聯盟而接觸到士林王家的事件,郭明珠坦言,即使像她有豐富的社運經驗,「也從沒遇過政府強拆民宅,還遇上抵抗意志這麼堅強的兩戶人家。」同為聲援組織,郭明珠花了較多時間在被稱為嬸婆的王楊玉美身邊,「媒體的焦點都放在王廣樹那一家,他們的教育程度較高、表達能力也比較好。」郭明珠說,嬸婆不太會講國語,她就陪著嬸婆,隨著運動進程跟她解釋現在的狀況。

一紙公文,家就要消失。強拆那天,嬸婆的四個女兒都回家陪伴,郭明珠因此有機會拍下屋內的狀況。由於防禦工事已經完成,幾個女人其實是被堵在屋內,聽著外頭的攻防,薄薄的鐵皮被打得嘎吱作響,一下安靜、一下又發出尖銳的噪音,直到屋內的玻璃被打破⋯⋯。「他們利用人性最脆弱的時候哄騙嬸婆出去」,郭明珠說,嬸婆都已經快喘不過氣,仍希望堅守房子,但前來交涉的人不停柔性勸導,「只差沒跟他們說:你要殺死你媽媽嗎?」這樣煎熬的過程,全被郭明珠記錄下來。

文林苑事件後,一些都更受災戶找上門來訴苦,她才發現還有比王家「釘子戶」更憂傷的汙名:違建戶。

讓更多人看到事件本身

「素華姐的狀況真的太複雜、太離奇了!你若有機會碰到她,大概聽了十分鐘就會恍神。」郭明珠笑說。她遇上三重的素華姐、萬華的文櫻姐,都是被法律玩弄的對象。當年,素華姐的外婆買下了三重的土地和房屋,但因土地為祭祀公業舍人公所有,當時的時代背景,祭祀公業的所有權定義曖昧,大多數人基於彼此信任,也覺得自己花辛苦錢買來的房子不會有什麼問題,便沒有完成過戶手續,「住了三、五十年都沒有問題,但碰到都更,就被建商用法律程序把他們趕走。」

郭明珠也悲哀地發現,媒體的熱潮已經過了,「一般媒體不太有能力去處理這麼複雜的問題。而事件發生時吵得沸沸揚揚,多少立委來關注,後來也無人聞問。」她才決定記錄下來,從參與者變成記錄者,嘗試把這一連串都更受災戶的故事講清楚。她認為紀錄片是得以關注事件後續的工具,「片子完成了,就能讓大家重新檢視都更的問題。」

「我很幸運,遇上這一些很有力量的女性。」《台北‧女人‧家》也入圍第二十一屆女性影展,郭明珠執起攝影機,記錄下這些溫柔又強悍的身影。王家的嬸婆雖然身為長輩,但女性並沒有處理產權的資格,出嫁的四個女兒也無從置喙,卻仍堅持守護著家;被法律玩弄的素華姐,原本念的是中文系,被逼得去進修法律,自己找到反抗的路。患有小兒麻痺的她容易暈車,都以腳踏車代步,上橋時,還得靠手扶著橋邊一跛一跛地騎著車前進。

「這些人背負的壓力都是很大的。」郭明珠說,除了釘子戶、違建戶的惡名,還要應付鄰居耳語,帶著異樣眼光看你何時要「投降」。「但她們對這個家庭有自己的主張,去行動、去實踐。遇到了,就跳下來面對,不會想去靠男生、也沒有男生可以靠。」

郭明珠的作品都是她親身經歷的「戰役」。她拍紀錄片不是為了創作,反而有強烈的目的性,這件事,可以從她轉換生涯跑道的故事說起。

新聞系畢業的郭明珠沒有從事記者工作,而是進入工會,當第一線的行動者,「我想要直接促進改變,而不是在一旁記錄。」但十五年的工會生涯過後,她卻變成了記錄者。

離開工會,郭明珠去學拍紀錄片,正好碰上了環亞工會罷工。與朋友二十四小時的輪番拍攝,記錄下真實的罷工過程。她想,平時在工會做勞工教育,卻沒有好的教材,雖然她經歷過許多次罷工,但口述似乎永遠不夠精彩,便興起做一部「罷工教育紀錄片」的念頭。

是運動者,也是記錄者

「我的影像能力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沒有人比我更瞭解這件事情。罷工不只是喊喊口號而已,它是複雜的組織過程,加上我參與了環亞工會的成立到結束,我覺得沒有人可以做得比我好,在外部的人拍起來一定都是浮光掠影。」郭明珠說。

比起其他紀錄片工作者懷著記錄現場的使命,郭明珠在乎的是對運動本身的貢獻。無論是回頭檢視運動過程的反省、還是當做勞教的教材,都不是要滿足個人的創作欲望。但郭明珠也坦言,參與者與記錄者,兩個角色有很大的衝突,非常難調適,「但我覺得我永遠都無法放下那份憤怒。」面對這麼多不公不義、政府的推諉卸責,就像畢業時選擇不當記者的決定,她寧願去參與改變,也不願僅站在一旁觀看。

她笑說,之前還刻意停止一段時間不做影像記錄,就是不希望被「定型」為紀錄片導演,只有在一定得為運動留下記錄、且非她不可的時候,郭明珠才會拿起攝影機。

「我的紀錄片有一個原則,就是希望工人看得懂、願意看,這樣對運動才會有幫助。」她笑說,自己也看過藝術成分高、較為沉悶的紀錄片,而工人每天想看的可能是喜劇片、八點檔,誰會想來看工運的紀錄片?她必須花很多工夫,才能讓發生在當下的事件,在後續有更多教育和溝通的作用,延續運動存在的意義。

社會運動者自己投身記錄,最常面對的就是「太主觀」的批評。郭明珠說,她盡量不下結論,給觀眾一個判斷的空間,「我想拍的片子不是告訴你對或錯、運動是贏還是輸,因為生命經驗不同,每一個觀眾看完的想法也都不大相同。」

不是反都更,是被都更反

她也帶著片子回去找受訪者,在都更受害者的社區播放,郭明珠說,「素華姐的姪子看完,直說姑姑好辛苦,能不能讓更多的人看到?」於是郭明珠報名影展,爭取更多放映機會,希望引起更大的回響;如同當初文林苑強拆事件躍上媒體,才發現都更背後有這麼多悲傷的故事。

「我自己是士林人,我們這種住在老社區的人都會察覺到都更的腳步近了。」郭明珠提到,住家附近的老舊房子突然被貼上「即將由某某建商開發」的字樣,從社區角落開始蔓延,「就像圈地一樣。」

片中的一場說明會,支持都更的人將她們團團圍住,怒吼著「我們已經等了二十年!天花板都塌了!我們贊成都更!」郭明珠說,對這些人來說,房子的意義已經不是家,已經變成金錢籌碼等待交易,「但對堅決抵抗的人來說,這是安身立命、遮風避雨的地方,除了這間房子以外,他們沒有地方可以住了。」

「我常稱他們是不完美的受害者。」郭明珠笑說,地主,至少還有一間房子,有財產,「但這才是真正的解構。原本是最保守的中產階級,可以安居樂業的過生活,卻都這麼憤怒,代表政府真的出了很大的問題。」郭明珠說,我們從小被要求有受教育的義務、納稅的義務、愛國家的義務、遵守交通規則的義務,「但法律居然規定,當建商無法處理同意、不同意戶的問題時,政府有幫建商代為拆除的『義務』?」

「從郝龍斌到朱立倫,好像在比誰幫建商都更的速度快、服務好:簡易型都更、防災型都更,只差沒有得來速都更吧。」郭明珠說,都市更新,永遠只是在建案中改建,從獲利去思考,而非改善社區品質,下大雨會淹水、馬路永遠不平,「這些不都是政府要做的嗎?」

「老舊社區不是反都更,反而是被都更反、被都更驅逐。」郭明珠帶著四個女人的故事,呈現都市更新背後的扭曲,重新思考家的意義;也在怪手破門而入時,讓觀眾看見另一個台北。

(原文刊載於新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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