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體制是確保國家機器運作的重要組成，不過當國家機器是以一種荒謬的邏輯在運作的時候，作為一個獨立媒體人，我該堅守宛如牆上蒼蠅的那一條紅線嗎？」——《不能戳的秘密二：國家機器》
七月底的臺北電影獎頒獎典禮，最大獎百萬首獎頒給了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二：國家機器》。導演李惠仁跳上舞台，拿起獎盃高喊：「農委會我來了！」這令許多社會運動者大快人心的一幕，事後李惠仁說，連能入圍都很驚訝，沒想到卻拿下最佳紀錄片獎與百萬首獎，擊敗其餘入圍的四十部影片。同樣「政治不正確」、陳育青導演的《公民不服從》也在入圍之列，這兩個讓政府頭痛的反叛份子，花了七年、五年追溯真相，接著又雙雙入圍第九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競賽。
「不能戳的秘密」系列是李惠仁揭發農委會隱匿禽流感疫情的作品，在拍完第一部以後，農委會先做的居然不是補救，而是想辦法「對付李惠仁」。不但否認影片中提出確證罪鑿的證據，還對他保留法律追溯權。於是他從持攝影機的旁觀者，親身跳入，從採訪政府的攻防中，顯示出國家機器環環相護、推卸責任的荒謬。
而《公民不服從》則是〇八年陳雲林來台時，陳育青去圓山飯店訪友，因為手上的DV而遭警方扣留。之後，她見到抗議民眾被警察不當對待，進而思考「服從」的意義。陳育青表示，「當時有幾個案子已經確定敗訴，我想，在這樣的環境裡很難找到我想要的正義，就希望把它記錄下來。」同為創作者與參與者，「成為受害者」是他們拍片的契機，雙重身分讓他們的作品充滿真實體驗，不自溺的自我辯證，反而得以說服人。
（陳育青／提供）
記錄，是為了阻止遺忘
這兩部作品的拍攝時間單位不但以年來計，還不只有一、兩年，陳育青笑說，「我也很想拍那種一、兩個月就能拍成的紀錄片！」但司法的過程太漫長，她直到程序幾乎走完，才開始剪接。而《公民不服從》也與陳育青本身的生命交織，介於兩次生產之間，「有人會問我小孩比較難生，還是紀錄片比較難生？」陳育青笑說，到了最後，孩子也變成動力，「我不能不做，因為我想給孩子一個答案。」
另一個促使陳育青把片子完成的動機，是要阻止遺忘。時間拖得太久，連當事人都快忘記，何況只從媒體得知消息的觀眾？李惠仁的作品也曾經轟轟烈烈，卻一下子就銷聲匿跡，「現在十台連播一個月的重大新聞事件，隔了一陣子，大家不是都忘記了嗎？」李惠仁認為，倘若一個事件是一塊大拼圖，紀錄片就是嘗試把這些拼圖放到正確的位置。由於台灣新聞輪播的速度太快，「我們看到的都是媒體拼湊的片段，搞不好還是錯的！紀錄片要堅持真相，把拼圖的原貌還原，別人就可以扣著這個形狀，再把其他的拼圖拼出來，事實的輪廓就愈來愈清楚。」
「有一位法官曾語帶同情地說，我的判決下去一定不能改變什麼。但我希望這樣的事以後不要再發生。光是希望而不作為，怎麼會有改變呢？比盲目服從更可怕的，是拒絕相信自己有改變的能力。」——《公民不服從》
《公民不服從》中，一群人穿上法官的衣服，大剌剌地在法庭上打瞌睡、漫不經心……陳育青利用類戲劇的方式呈現法庭的沉悶與荒謬，曾受到觀眾的挑戰，除了紀錄片的「真實」問題，還指她太主觀、沒有平衡報導。「我把紀錄片當成跟社會溝通的工具，所以不想把法院那一套根本聽不懂、屬於另一個時空的語言，複製到我的影片中。」陳育青說，由於法院審訊過程無法拍到，才必須以類戲劇的方式呈現，「有人認為我太過嘲諷，但這是我看到的、我的真實感受。」
被批評主觀，是李惠仁和陳育青面對過的挑戰，兩部片都幾乎以第一人稱，記錄下與國家的拉扯和對抗，卻是一種不得不。陳育青原先並不打算將自己放入，和朋友討論之後，「畢竟我想要做紀錄片的起點是我自己。就算我有採訪其他的當事人，但只有我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最清楚。」陳育青說，「而那時我就停止了向外找材料，開始探討我和這件事情的關係。」
《不能戳的秘密二：國家機器》中，官員們想盡辦法迴避李惠仁的採訪，溝通的管道被關了起來，正如陳育青永遠無法問到法庭上那些判生叛死的法官們，對這個案子內心真正的想法，「所以我只好不客氣地對你提問，用這部紀錄片告訴你我的看法。」陳育青說。李惠仁也提到，大多數人認為的「平衡報導」，就是正反意見要相呈，「但很多時候都是假的！」他表示，當記者無力去判定消息來源的真假，「你反而會變成一個替他們放話的工具。」
「因為拍攝陳雲林從我眼前走過，我被警察逮捕了。在法庭辯論時，有一位警察說：『因為你的知名度不夠，如果你是蔡明亮或侯孝賢，我不但不會阻止你拍攝，還會幫你開路。』」——陳育青
「如果要票選太陽花運動最難忘的一幕，我一定會選行政院驅離那天，媒體通通被趕走的時候。」陳育青在陳雲林事件因為拍紀錄片而被抓到警察局，至今，類似情況仍屢見不鮮。她提到，警察的內部訓練手冊上明文寫著，驅離的第一件事情是排除媒體，「包括任何會把你的行為記錄下來的人。」陳育青說，「他們也知道自己做了不該做的事情，就選擇把眼睛遮起來，再把人民的眼睛遮起來，讓這件不對的事情被合理化、或不被發現。」
李惠仁也指出，憲法規定人民有新聞採訪的自由，「這些公務人員都是高考及格，應該要很清楚才對呀！」在李惠仁拍攝的期間，許多部會仍然阻擋拍攝，或是只給四大報、有名的電視台採訪，他才決定跳下來創造事件，製造採訪機會，呈現相關部會對新聞自由的高度不重視。
「最重要的是，我們對政治人物說謊這件事情，不痛不癢。」李惠仁說，他老是覺得台灣人太善良，在歐美國家，這些說謊官員絕對被趕下台，「當你的奴性過分擴張，真的會忘記什麼叫自由。」陳育青也提到，國外的官員，就算是負面的新聞，仍然必須出來回應，而不是在電話裡拒絕、躲避採訪，「如果你覺得你在做對的事，就應該要勇敢面對公眾。」
（李惠仁／提供）
唯有把攝影機握得更緊
現在的抗議場合，為求自保、或擔心太陽花的憾事再度發生，總是可以見到許多人高舉手機、DV，監督國家的一舉一動，「把工具準備好是我們的職業習慣。」陳育青笑說，當時的確就因為她在拍紀錄片，才惹上麻煩，「但我又必須用拍紀錄片這件事來解決這個麻煩。」
李惠仁相信，太陽花運動時幾乎每個紀錄片工作者都會到現場去拍，雖然還不知道要拍什麼，日後脈絡清楚了，就會成為重要的基礎。而《太陽，不遠》太陽花學運影像記錄計劃，正由李惠仁、陳育青與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拍攝製作中，預計在十月公開播放。他提到，以前要當獨立記者，一套機器買起來要三百萬，現在三萬就搞定，公民記者的門檻降低，李惠仁也鼓勵「頭腦清晰」的人勇於嘗試。
陳育青的《公民不服從》，完成的時機正好和太陽花重疊，「參與學生很多都是大學生，陳雲林事件時他們才國高中吧？都在念書，很少人知道發生什麼事，」陳育青笑說，「所以很多人都會熱血地覺得這是史無前例的第一次。」太陽花的發生，又賦予了《公民不服從》另外一個時代意義，除了想給參與運動的學生看，他更想請孩子的家長看，「他們一定有很多不諒解和擔心，但我希望家長能了解，太陽花運動不是偶然，是因為前面有好多事情都沒有解決完，才爆發出來。」
連結了新仇舊恨，兩位導演的紀錄片在主流媒體發展快速的新聞中，補足了空缺，還原事件的原貌，「我相信這是一種時代切片的記錄。即使我們仍然沒有進步，但至少知道原因是什麼，也告訴我們如何繼續往前走，是時代的見證，」陳育青笑說，「雖然蠻悲慘的。」
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難道都沒有灰心的時刻？李惠仁笑說，太陽花的年輕世代讓他看到，二十年後的國家中堅仍帶著希望，「他們要養馬英九、江宜樺，都沒有灰心了，我灰心什麼！」而陳育青則認為，現在更是一個公民媒體的時代，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話語權。面對新聞自由的淪喪，她說，「我非常擔心，但也唯有我們把攝影機握得更緊，才能抵抗。」
（原文刊載於新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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