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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7日 星期三

【影】國家機器無法碾壓的公民不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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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體制是確保國家機器運作的重要組成,不過當國家機器是以一種荒謬的邏輯在運作的時候,作為一個獨立媒體人,我該堅守宛如牆上蒼蠅的那一條紅線嗎?」——《不能戳的秘密二:國家機器》

七月底的臺北電影獎頒獎典禮,最大獎百萬首獎頒給了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二:國家機器》。導演李惠仁跳上舞台,拿起獎盃高喊:「農委會我來了!」這令許多社會運動者大快人心的一幕,事後李惠仁說,連能入圍都很驚訝,沒想到卻拿下最佳紀錄片獎與百萬首獎,擊敗其餘入圍的四十部影片。同樣「政治不正確」、陳育青導演的《公民不服從》也在入圍之列,這兩個讓政府頭痛的反叛份子,花了七年、五年追溯真相,接著又雙雙入圍第九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競賽。

「不能戳的秘密」系列是李惠仁揭發農委會隱匿禽流感疫情的作品,在拍完第一部以後,農委會先做的居然不是補救,而是想辦法「對付李惠仁」。不但否認影片中提出確證罪鑿的證據,還對他保留法律追溯權。於是他從持攝影機的旁觀者,親身跳入,從採訪政府的攻防中,顯示出國家機器環環相護、推卸責任的荒謬。

而《公民不服從》則是〇八年陳雲林來台時,陳育青去圓山飯店訪友,因為手上的DV而遭警方扣留。之後,她見到抗議民眾被警察不當對待,進而思考「服從」的意義。陳育青表示,「當時有幾個案子已經確定敗訴,我想,在這樣的環境裡很難找到我想要的正義,就希望把它記錄下來。」同為創作者與參與者,「成為受害者」是他們拍片的契機,雙重身分讓他們的作品充滿真實體驗,不自溺的自我辯證,反而得以說服人。

(陳育青/提供)

記錄,是為了阻止遺忘

這兩部作品的拍攝時間單位不但以年來計,還不只有一、兩年,陳育青笑說,「我也很想拍那種一、兩個月就能拍成的紀錄片!」但司法的過程太漫長,她直到程序幾乎走完,才開始剪接。而《公民不服從》也與陳育青本身的生命交織,介於兩次生產之間,「有人會問我小孩比較難生,還是紀錄片比較難生?」陳育青笑說,到了最後,孩子也變成動力,「我不能不做,因為我想給孩子一個答案。」

另一個促使陳育青把片子完成的動機,是要阻止遺忘。時間拖得太久,連當事人都快忘記,何況只從媒體得知消息的觀眾?李惠仁的作品也曾經轟轟烈烈,卻一下子就銷聲匿跡,「現在十台連播一個月的重大新聞事件,隔了一陣子,大家不是都忘記了嗎?」李惠仁認為,倘若一個事件是一塊大拼圖,紀錄片就是嘗試把這些拼圖放到正確的位置。由於台灣新聞輪播的速度太快,「我們看到的都是媒體拼湊的片段,搞不好還是錯的!紀錄片要堅持真相,把拼圖的原貌還原,別人就可以扣著這個形狀,再把其他的拼圖拼出來,事實的輪廓就愈來愈清楚。」


「有一位法官曾語帶同情地說,我的判決下去一定不能改變什麼。但我希望這樣的事以後不要再發生。光是希望而不作為,怎麼會有改變呢?比盲目服從更可怕的,是拒絕相信自己有改變的能力。」——《公民不服從》


《公民不服從》中,一群人穿上法官的衣服,大剌剌地在法庭上打瞌睡、漫不經心……陳育青利用類戲劇的方式呈現法庭的沉悶與荒謬,曾受到觀眾的挑戰,除了紀錄片的「真實」問題,還指她太主觀、沒有平衡報導。「我把紀錄片當成跟社會溝通的工具,所以不想把法院那一套根本聽不懂、屬於另一個時空的語言,複製到我的影片中。」陳育青說,由於法院審訊過程無法拍到,才必須以類戲劇的方式呈現,「有人認為我太過嘲諷,但這是我看到的、我的真實感受。」

被批評主觀,是李惠仁和陳育青面對過的挑戰,兩部片都幾乎以第一人稱,記錄下與國家的拉扯和對抗,卻是一種不得不。陳育青原先並不打算將自己放入,和朋友討論之後,「畢竟我想要做紀錄片的起點是我自己。就算我有採訪其他的當事人,但只有我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最清楚。」陳育青說,「而那時我就停止了向外找材料,開始探討我和這件事情的關係。」

《不能戳的秘密二:國家機器》中,官員們想盡辦法迴避李惠仁的採訪,溝通的管道被關了起來,正如陳育青永遠無法問到法庭上那些判生叛死的法官們,對這個案子內心真正的想法,「所以我只好不客氣地對你提問,用這部紀錄片告訴你我的看法。」陳育青說。李惠仁也提到,大多數人認為的「平衡報導」,就是正反意見要相呈,「但很多時候都是假的!」他表示,當記者無力去判定消息來源的真假,「你反而會變成一個替他們放話的工具。」

「因為拍攝陳雲林從我眼前走過,我被警察逮捕了。在法庭辯論時,有一位警察說:『因為你的知名度不夠,如果你是蔡明亮或侯孝賢,我不但不會阻止你拍攝,還會幫你開路。』」——陳育青

「如果要票選太陽花運動最難忘的一幕,我一定會選行政院驅離那天,媒體通通被趕走的時候。」陳育青在陳雲林事件因為拍紀錄片而被抓到警察局,至今,類似情況仍屢見不鮮。她提到,警察的內部訓練手冊上明文寫著,驅離的第一件事情是排除媒體,「包括任何會把你的行為記錄下來的人。」陳育青說,「他們也知道自己做了不該做的事情,就選擇把眼睛遮起來,再把人民的眼睛遮起來,讓這件不對的事情被合理化、或不被發現。」

李惠仁也指出,憲法規定人民有新聞採訪的自由,「這些公務人員都是高考及格,應該要很清楚才對呀!」在李惠仁拍攝的期間,許多部會仍然阻擋拍攝,或是只給四大報、有名的電視台採訪,他才決定跳下來創造事件,製造採訪機會,呈現相關部會對新聞自由的高度不重視。

「最重要的是,我們對政治人物說謊這件事情,不痛不癢。」李惠仁說,他老是覺得台灣人太善良,在歐美國家,這些說謊官員絕對被趕下台,「當你的奴性過分擴張,真的會忘記什麼叫自由。」陳育青也提到,國外的官員,就算是負面的新聞,仍然必須出來回應,而不是在電話裡拒絕、躲避採訪,「如果你覺得你在做對的事,就應該要勇敢面對公眾。」

(李惠仁/提供)

唯有把攝影機握得更緊

現在的抗議場合,為求自保、或擔心太陽花的憾事再度發生,總是可以見到許多人高舉手機、DV,監督國家的一舉一動,「把工具準備好是我們的職業習慣。」陳育青笑說,當時的確就因為她在拍紀錄片,才惹上麻煩,「但我又必須用拍紀錄片這件事來解決這個麻煩。」

李惠仁相信,太陽花運動時幾乎每個紀錄片工作者都會到現場去拍,雖然還不知道要拍什麼,日後脈絡清楚了,就會成為重要的基礎。而《太陽,不遠》太陽花學運影像記錄計劃,正由李惠仁、陳育青與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拍攝製作中,預計在十月公開播放。他提到,以前要當獨立記者,一套機器買起來要三百萬,現在三萬就搞定,公民記者的門檻降低,李惠仁也鼓勵「頭腦清晰」的人勇於嘗試。

陳育青的《公民不服從》,完成的時機正好和太陽花重疊,「參與學生很多都是大學生,陳雲林事件時他們才國高中吧?都在念書,很少人知道發生什麼事,」陳育青笑說,「所以很多人都會熱血地覺得這是史無前例的第一次。」太陽花的發生,又賦予了《公民不服從》另外一個時代意義,除了想給參與運動的學生看,他更想請孩子的家長看,「他們一定有很多不諒解和擔心,但我希望家長能了解,太陽花運動不是偶然,是因為前面有好多事情都沒有解決完,才爆發出來。」

連結了新仇舊恨,兩位導演的紀錄片在主流媒體發展快速的新聞中,補足了空缺,還原事件的原貌,「我相信這是一種時代切片的記錄。即使我們仍然沒有進步,但至少知道原因是什麼,也告訴我們如何繼續往前走,是時代的見證,」陳育青笑說,「雖然蠻悲慘的。」

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難道都沒有灰心的時刻?李惠仁笑說,太陽花的年輕世代讓他看到,二十年後的國家中堅仍帶著希望,「他們要養馬英九、江宜樺,都沒有灰心了,我灰心什麼!」而陳育青則認為,現在更是一個公民媒體的時代,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話語權。面對新聞自由的淪喪,她說,「我非常擔心,但也唯有我們把攝影機握得更緊,才能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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