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三里塚

當國家以合法的面目搶奪人民財產，應該要如何對抗？日本成田機場所在地「三里塚」，由於政府執意徵收，當地農民抗爭延續至今已近五十年。


九月十八日，苗栗大埔的彭秀春捧著先生的照片來到凱達格蘭大道，這一天，是她丈夫張森文自殺一周年祭日。政府為了擴建科學園區而徵收土地，卻在未徵得所有居民同意的狀況下破壞農田；甚至強拆建築的大埔案，最終獲得最高法院判決徵收違法，但六坪大的家卻已經蓋不回來。

在台灣，彭秀春並非因為惡法而被破壞家園的唯一個案，桃園航空城、淡海新市鎮……各種以公共利益之名，強制徵收人民土地的事情不斷發生，而五十年前的日本，也曾上演過這樣的戲碼。

在日本這樣現代化、寸土寸金的地方，有一個奇怪的機場，不但只有一條能起降大型飛機的跑道，長度很短，還有宵禁。成田機場所在地「三里塚」，由於政府執意徵收，發生過大規模的抗議事件，抗爭甚至延續至今，近五十年來，仍有居民不願意退讓，才讓建設無法順利完成。

三里塚事件最後帶走好幾條人命，每次抗爭都有幾百人受傷，最終迫使日本政府嚴正反省，不再有不當徵收的案件。而日本導演代島治彥與大津幸四郎再次回到三里塚當地，記錄近五十年來抗爭的軌跡，完成紀錄片《活在三里塚》，也獲邀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開幕放映。

「拍這部片，是為了要讓現在的年輕人知道以前的歷史。」代島治彥提到，日本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政治變得非常不安，現在的安倍政權甚至想要重新改寫戰後的歷史事件，「我覺得政府不能改寫歷史，日本人民更不能忘記當時為了自由、和平、平等發起的反抗運動，因此想把這個事實傳達給現在的年輕人。」

三里塚事件發生在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日本經濟正在發展，「我當時十二歲，不覺得這件事有什麼重要。」代島治彥說，但隨著時間過去，日本經歷了富裕，最近又發生日本大地震、核爆事件等等，「我們被迫重新檢視一直以來習慣的生活方式，這時，更應該回顧歷史。」

青年以死明志延續抗爭

二次大戰之後，部分貧困的農民受政府的徵召到三里塚地區墾荒，建立自己的家，形成了聚落。但一九六二年，隨著全球化的腳步加快，日本需要建設新的機場，除了升格羽田機場，並將機場附近的富里地區做為新機場預定地，引起劇烈的反彈，六六年，才決定遷址至三里塚。卻沒想到在三里塚的抗爭，持續了近五十年，還未完結。

「如果沒有大津先生，我無法完成這部片。」當時，日本的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手執攝影機來到了三里塚，記錄下整個抗爭事件，而大津幸四郎正是小川紳介的知名作品《三里塚之夏》的攝影師。代島治彥提到，相較於反體制、反骨天性的大津幸四郎，自己屬於政治冷感的一方，但在拍攝過程中也被影響，「年近八十歲的他仍然覺得，若不將這歷史事件的真相記錄下來，便會淹沒在時間的洪流之中。」

當時，除了當地的農民以外，來自各地的學生也加入抗爭。而七一年，某一次的行動中，由於對峙太過激烈，三名警察因此喪命。抗爭行動導致死亡，許多人開始感到懼怕，更沒想到，當時年僅二十二歲的青年三之宮文男，在遺書留下「為我繼續活下去」、「為我反抗到最後」、「跟三里塚一起活下去」的話語後，像是贖罪似的上吊自殺。整個抗爭活動被賦予了另一層意義，當時的抗爭者，幾乎是抱著要替三之宮文男報仇的信念支撐下來。

「也因為這起自殺事件，當地的居民其實不太願意談這些事情。」代島治彥表示，雖然三之宮文男並不是被他們殺害，但參與運動的人都覺得自己是間接的殺手，「大家的心裡都有很深的傷痕。」透過大津幸四郎陪同挨家挨戶的拜訪，才讓農民與國家對抗的真相逐漸明朗，「但我覺得有些人最後仍然沒有把全部的真相都說出來。」

由於抗爭的時間太過漫長，最後留在三里塚的農民極為少數。一個國家建設，把原先和樂的村莊拆成了反對派與條件派。透過兩位導演的鏡頭，許多農民回顧當初選擇抗爭的初衷，有些是因為朋友們都支持而選擇站在一起；而賣掉土地離開家鄉的那群人，也有許多不得已。他們將現在在三里塚的訪談片段，與五十年前的抗爭現場交錯剪接，看看隨著時間流逝，留在當地的、離開家鄉的人們，有什麼樣的改變。

農民只想守護祖先土地

「在第一次拜訪三里塚農民時，我有點懼怕，不知道當時反抗國家的農民們及支持的新左翼分子會不會是可怕的人。」代島治彥提到，三里塚最後帶給社會的印象，「很令人遺憾。」新左翼分子互相殘殺，抗爭逐漸演變得過於激進，在成田機場啟用前，他們毀壞管制塔，甚至殺人，「三里塚的抗爭就被社會給唾棄了。」代島治彥說，這一連串失控的事件裡，已經看不到最初發起抗爭的農民們。

「片中拜訪的農民們也有注意到這些脫序的行為。」代島治彥表示，有些人覺得抗爭不該帶著其他目的，「他們希望守護祖先所留下來的東西，想與土地一起生活。」讓代島治彥體會到，人果然還是要與自然共生，也很肯定農民想守護自己家鄉的念頭，他對農業的前景仍然樂觀，尤其在目前人口減少、土地有餘的狀況下，「這些土地都在呼喚著年輕人。」更希望年輕人能夠延續農民的想法。

「現今仍然有抗爭存在，但在日本的懷柔高壓政策之下，個人意見逐漸被瓦解。」代島治彥說，現在的日本人十分順從，目前大規模的抗爭運動是反核電廠及沖繩美軍基地遷移運動，但核心人物都是六十至七十歲的人，「大多都是三里塚事件抗爭過的年輕人。」中間地帶的人，認為跟著多數人的聲音走比較安定。

相較於台灣，太陽花事件年輕人幾乎是抗爭主力，日本的年輕人為什麼如此溫順？代島治彥提到，日本戰敗後開始重新建立新社會，而年輕人的夢想愈來愈無法獲得社會共鳴，引發激烈的抗爭運動，但後來組織內部變調、失控，懷抱改革理想的學生甚至自相殘殺，讓社會運動被貼上了負面標籤。年輕人變得十分無力，認為不論想做什麼終究都不會成功，不管多努力都不會有結果，直到現在都還是如此。

年輕人溫順，抗爭難以為繼

「但這就是我想要拍這部片的原因之一。」代島治彥說，現在日本的年輕人看到片中，農民與警察暴力的直接衝突，都很難以置信，「他們比較傾向非暴力，像反核運動六、七十歲的抗爭人士，都有過抗爭經驗，在國會、首相官邸前面進行抗爭，但年輕人就比較喜歡酷一點的方式，例如做音樂、在卡車上唱歌等等。」代島治彥提到，他們對暴力、激進的抗爭還是有不好的觀感，但無論如何，還是希望年輕人能將老一輩那樣為自由、平等而努力爭取的精神傳承下去。

三里塚事件後，日本政府的反省常成為一種正面的教材，但代島治彥卻說，「政治都是一樣的。」他提到，最近福島針對輻射廢棄物的保管地有熱烈討論，最後還是決定放在福島核災第一現場。雖然決定的過程並不簡單，但當時環境大臣的一句「最後還是用錢來決定的吧？」再度引起當地居民反彈。沖繩美軍基地的問題也是一樣，警察封鎖海上，漁民便開始抗爭，「看到這樣的情況，好像三里塚事件重演了。」

片中，堅守三里塚的農民仍在耕種，但良田背後，卻是一個現代化的機場，附近的鄰居、山林也已不復在。飛機巨大的轟鳴從早到晚，儘管時間已經過了近五十年，仍諷刺地提醒當地農民，是這個機場奪走了原本的美好家園。

儘管當年為了保衛土地，挺身而出對抗強權的人們已經老去，他們代表的自由精神、堅持不退讓的姿態仍十分耀眼。在不當徵收事件依舊層出不窮的台灣，或許我們也能從歷史中借鏡，當國家以合法的面目搶奪人民財產，應該要如何對抗？

（原文刊載於新新聞周刊）